有一种感动，是潜移默化而来的。我与碉楼的邂逅，就是属于这一种。多年前，曾经多次路过开平，初见路旁碉堡式的碉楼，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还觉得那是些丑陋的房子，它们形状四方，高高耸立，窗户细小，外形大多如军事上的碉堡。这些碉楼或三两为伴倚靠在村旁，或四五成群散落在田野上。心中不禁好奇地问，这些众多的碉楼从何而来？听人说那是当地的富人为防土匪盗贼而修建，这令我吃惊不小：今天的治安状况已经叫我们相当不满，那以前的情形岂不是无法无天，叫人怎么活啊？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碉楼，是在1998年夏天的一天，我带着一对美国华侨父子回开平寻根，其中那儿子二十多岁还不会说中文。其实那地方我也不熟悉，凭借手中的地图，几经周折后终于在一个村庄找到了他们的祖屋。那祖屋早已坍塌，他们颇为懊丧，幸而亲戚邻里尚还非常友善好客，令他们感受到了温馨的乡情。在村口，他俩一眼望见一座碉楼，墙面的颜色已褪成了灰暗，孤独地守护着这村庄，便想问村民打开来一看，可惜急忙中找不到钥匙，只好作罢。在我眼中，它并不好看：破旧而且高瘦，与其他低矮的村屋并不协调。开平碉楼占地普遍不大，这座也不例外，没有园林式居所的那种宽广，人们追求的是高度，这样可以眺望，也便于居高临下地射击。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小时候的记忆中，似乎凡是旧的的东西都是封建落后的，理应受到批判。所以自然而然地，每逢遇到破旧的事物，都无法激发起我的审美观。曾经多次与碉楼擦肩而过，都不曾想起那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开发，人们才慢慢地将开平的碉楼摆到了保护开发的桌面上来，最令人关注的，则是近年来政府要将开平碉楼向联合国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称号的事情。据说开平共有碉楼一千多座，堪称奇观。即使平庸甚至丑陋的东西，如果形成巨大规模，也是一种壮观的美。万里长城和兵马俑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只要在于其数量上的庞大。在2004年之前，它们似乎被世人遗忘了。从2005年起，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碉楼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是否申报文化遗产，此事并不重要。申遗甚至会变成一种炒作，文化遗产的称号只会令碉楼的参观门票涨价。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了。如同你家中拥有祖先留下来的瑰宝，你理应将它好好保存，不必计较外人对它的估价，外人的估价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将它卖掉，它里面沉淀了太多的思念和回忆，这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代替的，金钱有时带给我们的只是市侩和庸俗。我们今天的治安状况也不好，南方众多城市的民居在阳台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防盗网，这些铁笼子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一大景观。我想，若干年后，我们也同样可以将这些铁笼子景观去申报文化遗产，道理是一样的。 

碉楼的蓬勃兴起，以及最终形成今天的壮观景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每一座碉楼后面都可能隐藏在一段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如果你有心思去探究，说不定都是一部部动人小说的极好题材。碉楼代表着那段充满血泪的移民史，或者说是华侨史。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历来都是非常恶劣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中国人磨练出极其忍耐和刻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对外来诱惑的反应态度还算是积极的，大多时候会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情形。因此，在清朝末期，沿海人民向海外的巨大移民潮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今天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溯其根源，其源头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鸦片战争带来洋人坚船利炮的侵略，还令举国上下开始审视我们这个天朝大国以外的海外世界，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出国。 

我们今天重读这段移民史，感慨良多。我自幼受奴化教育，以前对偷渡之类的非法移民行为无法容忍接受，觉得偷渡者丢尽国家和民族的面子，令社会主义的形象蒙羞。我的家乡珠海毗邻澳门，大量的同乡在我年少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往澳门，甚至我的哥哥在他十七岁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有些倒霉的在登岸前就已被边防守军开枪射杀。文革期间有受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偷越国境，被抓回的以叛国投敌罪被枪毙，这种白色恐怖我们今天想起来仍觉得不寒而栗。我的观念转变是在读大学以后。偷渡行为的危害主要是可能为目的地国家带来负累，而对原居住地国家则没有大的危害，顶多是对政府“不辞而别”，除非偷渡者作奸犯科、背负刑事或民事责任而外逃。良禽择木而栖，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我们国家既然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为何不离开它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呢？我有不少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国外闯荡。爱国主义是毒药，究竟对谁最有意义？向穷人或社会低下阶层灌输爱国思想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对沿海某些地区的大规模偷渡现象渐渐有了宽容之心，虽然他们的行为客观上令我们中国人在申请出国签证时备受各国移民局的严格审核或拒签，但这是无奈的。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也是存在许多的无奈？比如我们如果要尊重街头小贩的生存权利，就要包容他们在街上的摆摊阻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