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移民潮的原因则是生活所迫，又可能是国民对海外生活一无所知，自以为那里的生活比国内更好，富有吸引力。鸦片战后，华南的农民无以为生，卖身出洋，这种移民方式是合法的。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为贸易权利而战，鸦片贸易只是其导火线而已。战后，满清被迫向列强开放了通商口岸。列强不仅要掠夺中国的金银和各种资源，还要诱拐中国人出国当苦力。在通商口岸设立的“猪仔馆”，对外雅称“新客馆”，专门关押“猪仔”之用。新加坡就曾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中心，并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人口。沿海人民被骗，登船前往，途中遇病无医，有些尚未到岸便已死去。剩下活着的抵达后，被关入“新客馆”。这是“卖猪仔”一词的由来。 

苦力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的贫穷，在贫穷面前人权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猪仔馆”经纪人背后都有列强政府支持，他们诱拐中国人是有组织的：在港澳、厦门、汕头等地设有分行，拐骗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常派人员至茶楼旅馆，对失业之国人报以酒食招待的亲善之举，诱其赌博，借以赌本，作为圈套，使其负债后，乃夸耀海外之富庶，以动其心。然后答允介绍工作，并许诺借予路费，使受骗者心悦诚服，而不知已堕入圈套，经纪则从每单成功交易的个案中提取佣金，每名百余元不等。“猪仔”上船后，即失去自由，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那些老奸巨滑的雇主要“猪仔们”俯首听命，就让他们在暴力威逼下签订“劳动契约”，实际是“卖身契”，规定劳动年限5至10年，工资仅能糊口，若然逃跑和消极怠工，往往遭到雇主和监工的鞭打甚至杀害。有些“猪仔”尚未熬到期满就已被折磨至死。雇主则找借口迫使契约期满者续订契约，直到吸干他们最后的一滴血。十九世纪，中国约有3O0万人沦为猪仔，同期的非洲，有超过一亿黑奴。在美国的废奴运动后，二十世纪各国相继废除奴隶制度，中国东南沿海罪恶的猪仔贸易终于销声匿迹。 

澳门，在这场贩卖苦力的勾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澳门的“猪仔馆”达几百家之多，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贩子过万。翻开历史，我们发现经澳门贩卖的人口数量巨大，可能是在欧洲人当年贩卖的黑奴之后。人贩子除了西洋人，还有中国人。贩奴是人类一段黑暗的历史，在欧洲人和政府对此事向黑人道歉和忏悔之后，至今仍没有任何政府为此事道歉。据文件统计：1856-1873年间经澳门出口的“苦力”华工总数达18万人。虽然国际上1862年对贩卖奴隶已明文禁止，然而到1873年，在清政府和澳葡总督双方干预下，澳门的苦力贩卖才宣告结束。 

容闳曾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载了他当时目睹“卖猪仔”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余初次归国，甫抵澳门时，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人，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当时运输这些苦力“猪仔”出洋的是一种叫做“牛鼓桶”的木船。除了船头两侧的两个孔，其他部分都是封闭的，因此这种船也称为“大眼鸡”。显然，这些船只能在近海打鱼，而不能用来载人，但此时却被改作越洋载人。“猪仔们”被囚禁在舱底，里面阴暗闷热。乘这种船漂洋过海，可谓九死一生。《广东华侨史话》记载：当时从香港乘船到旧金山，要一个多月，这样长时间的折磨，往往一百个人中，有时竟死去三四十人，人贩子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华侨有地域聚集的特点，福建、潮汕地区的出洋劳工多前往东南亚，而开平、台山一带的侨民一般前往美加等地，一旦住下来后，他们会写信让更多的乡亲继续移民过来，让队伍不断壮大。开平的侨民首先加入美国的金矿开发，其后修筑铁路。他们每天超时工作，饱尝千辛万苦，最后大多客死异乡。在海外做牛做马，勒紧裤带生活，就是为了积累钱财，好回家乡圆置田建屋的梦想。 

中国人的传统乡土观念极为浓厚，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是他们心中不变的价值观。那些幸存的“猪仔”们挣到钱后摇身一变，变成了“金山伯”，或称“花旗客”，风光无比。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汇钱回家，或者亲自回国操办买地、建房和娶亲等事情。所有的辛酸苦难都会在衣锦还乡时的荣耀中逝去。他们带着血汗钱陆续回到故乡，纷纷买地置业，福荫乡里。这些有幸活着回来的人，为岭南的村镇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穷其一生的积蓄，在故乡建起一座座繁荣一时的碉楼和村庄。所以，开平成了侨乡，它在海外的人口竟然超过其在国内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