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一书通过西门庆这个典型的官僚商人的塑造，形象地反映了明中期的上层社会和普通的市民百姓的饮食生活。作为上层社会，写了蔡太师、六黄太尉、周守备、蔡通判、陈参政、徐知府、郑千户等官府的事象，从中可以看到官府菜的典雅华贵，如“鱼翅燕窝”。《金瓶梅》第55回写西门庆到东京为蔡太师拜寿，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的筵席中“列着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同时，更多地描写了西门庆似的商贾市井之人的饮食事象，这一部分较多，它是商贾饮食和市井饮食的交溶体。体现了精细、价贵、滋补的特征。一方面这部分饮食体现了商贾饮食的需要，另一方面，这部分饮食又都来源于市井之中，是在市井中广泛存在的美食。作为城市最下层的市民百姓和三教九流所食用的菜肴面食，则实在平淡无奇了。他们以果腹为目的，谈不上什么美味不美味。如第100回，书的结尾处，只身寻亲的韩爱姐来到徐州一个老婆婆家，目睹了那些在老婆婆家代伙的蓬头垢面、脚沾黄泥的挑河民工，怎样以一锅稗稻豆子干饭加上一包生盐、两大盘生菜的情景，真实地描述了民间饮食文化的特征：“一个婆婆，年纪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杆米造饭。这韩爱姐，便向前道了个万福，……权借婆婆这里投宿一宵。……（婆婆）说道：”即是投宿，娘子请炕上坐，等老身造饭，有几个挑河夫子来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时做出一大锅稗稻插豆子干饭，又切了两大盘生菜，撮上一包盐。……当下各取饭菜，四散盛开吃。“当然民间菜也有它的可取之处，那就是新鲜，五谷杂粮、禽畜野兽皆可入食，其烹技简单，较好地体现了菜点的原汁原味。

《金瓶梅》市井饮食文化之中官府菜是点缀；商贾菜是主体；民间菜是基础。市井饮食是官府饮食和商贾饮食的溶合体，是民间饮食的极至。

从《金瓶梅》记载的名目繁多的菜点、果品和茶酒来看，它不同于宫庭饮食那样名贵精绝而又不可企及，也不比《红楼梦》中“白玉为堂金作马”的世袭贵胄贾府，有“茄鲞”之类世俗之人闻所未闻的美味珍馐和品茶栊翠庵那种弥散着浓郁、高雅茶文化氛围的饮茶场面。《金瓶梅》中的饮食，是民间的、世俗的、大众化的市井饮食，所表现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一饮食事象，却在山东运河两岸整整地、鲜活地存在了400多年。因此说，《金瓶梅》所反映的运河食风，是中国饮食史上，平添的一种充满生机的饮食事象，这是其价值所在。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的饮食文化，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得以发展，饮食文化以酿造文化、茶文化、小吃文化为主酿造文化包括制醋、制酱菜，也包括酿酒。

如狮子楼上的名菜很多，民间流传下来的有四大名菜：八味白鱼、琉璃丸子、鸾凤下蛋、酥烧肉。其风味特色颇合《金瓶梅》饮食之风格。

山东运河区的酱醋作业历史悠久，高唐的“永泰成醋店铺”建于元末，历500载而不衰；聊城的“福民醋店”创立于明代，“德聚泰”建于明末清初，“茂盛酱园”创立于道光元年，冠县元庄的“五粮干醋”，据传得到高人指点，因此味道醇美，被选为宫廷供品，而临清的“济美酱园”与济宁的“玉堂”，北宋的“六必居”、保定的“槐茂”，并称江北四大酱菜园，济美以甜酱瓜豆腐乳而誉满中外，玉堂则以色、质、味而取胜。

小吃文化也是饮食文化的主体之一。德州的扒鸡、咸辣椒、长官包子、保店驴肉，聊城的沙镇呱嗒，白籽糕，临清的托板豆腐、热羊肚、八宝布袋鸡、尹家阁“下凡肉”、武德魁肉饼，济宁的甏肉干饭、小笼蒸包、甜沫、熬鱼汤、黄米炸糕等，都让人忍俊不禁，没有不想大快朵颐的。

家居城市，早晨或因经商或因他事来不及做早点，人们多有上街买点小吃的习惯，此风至今仍兴。运河两岸的小吃也融会南北，应有尽有，各具特色，反映了饮食文化之精细与博大，源远流长。

茶文化在运河两岸各茶肆饭馆，书棚戏场最兴，可以说真正是饭后的一个消遣，这种茶文化在济宁表现的最为突出，直至今日，临清有些方言中，仍把“提水”叫做“提茶”‘把“喝水”叫做“喝茶”。济宁是鲁西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济宁茶以青茶为主，花茶多销往外地。最能说明茶文化的，便是喝茶。济宁人喝茶有两大特点：一是好饮青茶，二是多到茶馆去喝，叫做“泡茶馆”，饮茶而到了“泡”的程度，足见济宁人饮茶的嗜好之深。济宁的茶馆极多，大都分布在运河码头的附近，或许与船工集中有关。较有名的有小土山的“四海春茶园”、“玉仙亭茶园”、“耳朵眼茶园”大闸口的“大兴楼”、“第一楼”，这些茶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文艺的发展。如“大兴楼”是以集聚京剧票友著称，由于店主酷爱京剧，茶馆也就成了票友之家。同时由于这些曲艺节目的存在，使茶馆也得其泽被，红红火火，共融共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运河文化强大的消化能力，消化吸收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