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其它江南名胜古地，我以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酒葆菜佣俱带六朝烟气的南京是最为不幸的。它花容月貌，沉鱼落雁，四季景色怡人，接受长江千年滋养，地处江南，富沃千里。当然享受同样得到大自然溺爱的还有我们的苏州、杭州，但是“远近高低寺间出，东南西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的苏州，有园林遍胜，书香氤氲，可以品诗论画，饮酒笙歌，即使无花无酒也可以锄作田，岂不美哉乐哉，惬意盎然，因此它虽是失落文人的后花园而有些许低迷凄凉，但是没有风声鹤唳的血光，反而文化弥香久远，才子遍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则更是远离兵燹之灾，这里烟柳画桥，户盈罗绮，可以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决然超脱于历史的主流，飘逸潇洒，独自静谧的积淀着它的浑厚，它就如同王国维《雪溪图》中悄然点立的茅舍，意境悠然与世隔绝宛若仙境，不理尘世纷扰，让人羡慕不已。  


　　而南京，地势险要，四周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世称“虎踞龙蟠”，诸葛亮也称赞南京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确是帝王之宅”。三国的东吴孙权最早定都于此，史称金陵，以及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连续在此建都，故称六朝古都。明代文人以为最适宜做都城的是北京与南京，但是北京向北便是大雁荒漠蛮夷之地，南京则江南秀丽富庶，且自古就有“苏杭熟，天下足。”江南乃鱼米之乡，物产丰饶，天下租调赋税，十之八九出自江南。富足的财力对于一个新王朝巩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南京成了都城不二之选。但是幸运似乎没有眷顾这个城市，大明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病故。太祖架崩尸骨未寒，皇室内部惨绝人寰、骨肉相残的政变就有四子燕王朱棣靖难起兵开始，生性文弱的侄子建文帝，显然在战场上不是“马背上”成长的四叔敌手，再则朱元璋血洗武将，能征善战之士所剩无几，于是朱棣剑锋未抵便使新都举城惊慌。当兵临成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也不知所终，南京皇宫内便兵血撕声裂肺。注定这个城市是不会平静的，明末期间，南明就将小政权的都城建立于此，可现在的明朝已经没有开国时期那种所向披靡的宏伟气势，而是一片落魄败相，它的头等大事似乎就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不是抗击清军，收复失地。朱由崧这个弘光皇帝忙着到民间选美女以供淫乐，朝中大权旁落于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他们乘机肆无忌惮地大闹党争，党同伐异玩弄权术内耗，竭力排斥打击正派而有才干的东林党人，夕阳西下，王朝气数已尽，一个行将就木的髦耋老朽依仗几个正直的文弱书生怎能抵抗住如日骄阳的满洲族南下铁骑，最后还是史可法留下“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为朱由崧的南明政权草草收场做了最后的祭奠，史可法可谓是不识时务了，其堂弟史可程已经投降清朝享受荣华富贵了，他却以《复多尔衮书》中“贵国笃念迸发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言辞拒绝招降，还好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可以给史可法留下绚烂的一笔，这也应该南明政权最值得黎道和最大的幸运了。而后太平天国洪秀全再次定都南京并更名天京，可惜义军为酒色沉迷，纸醉金迷，不思进取，洪秀全大兴土木，不理朝政，山河日下，都城不久被湘军攻陷，它的行宫难免重蹈“项羽烧阿房宫”的厄运了，钟灵毓丽的宁城难免又一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只留下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 

　　南京确实是需要休憩片刻了，它承载了太多的政治负担，它的身上有太多的功利印记，以至如此胜地居然让人会忽视它的诗歌醇厚芳香。自太平天国后她确实在风雨飘荡的近代中国安祥了数十载，于是我们可以游赏山水长卷的玄武湖，青烟缭绕的鸡鸣寺，流光异彩的秦怀河畔。可以春游“牛首烟岚”，夏赏“钟阜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这里粉脂浓艳，女子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竟展江南无限情愫，富可敌国的盐商一掷千金只为博美人宛然一笑，多少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有多少妙诗绝句在此喷发而出而流芳于世。在这里你可以聆听梁朝和尚云光法师在山巅讲经，去感悟博大精深的佛教“禅”世界；可以陪伴“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登临金陵凤凰台，不会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而是眺望九州，吟唱着“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豪迈气派；可以凭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凄伤情怀；或者与王安石一同泊船瓜洲，抒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佳句篇章；可以在李渔修葺的“芥子园”内思索他的“芥子而知须弥”寄寓，寻觅古代艺术的精髓；可以与俞平伯、朱自清大家学者一道一扁轻舟于浆声灯影里的秦怀河里，飘然的追寻一段文学佳话；你也可以到夫子庙去祭拜，接受儒家学理的洗礼，探索儒学精华。南京真的是秀丽江南的一朵奇葩。  


　　于情，我宁愿南京能安祥的和杭州一样去经营着自身文化的遗产，但是历史往往不遂人愿，喘息了一个甲子不到的南京再一次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被中华民国定为国都，孙中山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我以为定都南京还有一层考虑便是民国的政权基础在南方，江浙财阀的支持关攸着这个新生政权能否立足之关键，而南京与远东第一大都市“十里洋场”的上海之近更给了政府与列强交涉的良好契机和地理条件。民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朝代，从1912年到1949年败退台湾，他的存在确实是够短暂的，而实际上真正确立政权架构的还是要从1927年开始，短短22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于我们的印记却是最深的，乱世出英雄，期间各色政治家纵横捭阖，生旦净末丑人物纷纷粉墨登场，玩尽中国政治计谋，很多却是机关算尽反误卿卿性命，但是权力的致命诱惑还是使你方唱罢我登场。最能展现这一历史剧目的显然而然还是南京了。  


　　中国实在是一个太工于心计的国度，从三十六计到《厚黑学》，各色政治人物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宫廷政治的诡谲残酷，黄盖和周瑜配合的苦肉计和连环计，刘备在“白帝托孤”时说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以退为进的逼迫诸葛亮政治忠心表态的伎俩；面对善于“杯酒释兵权”手腕的赵匡胤，只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又岂是他的对手？连中国传统艺术也讲究“狡兔暴骇，将奔未突”的艺术手法，何尝不是“欲擒故纵”的游戏？假若阴谋诡计不成，那只能进行刀光剑影的厮杀了，刘邦导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腥风血雨，曹操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负我”以手刃叔父，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将箭射向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朱元璋大肆诛杀有功之臣，胡蓝党案真算是为了皇权“除恶务尽”了，连其皇太子朱标子也于心不忍了，进行劝阻，朱元璋便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捡起，见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乘机道出了历史玄机：“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更好？”的确，政治是残酷的，权力会使人性变异，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只不过是政客为政驭人之术。昨日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我们后人无须对他们有过多指责。正如钱穆说的“对我们的历史，应该抱着一种温情和敬意。”  
 
　　一代枭雄蒋介石，他以为政治就是权谋权术。他为获取黄埔军校更大权力，不惜致军校事务不顾，留下一封辞职信只身到上海养生；可以釜底抽薪的架空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职权；昨天可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结义金兰，明天便准备安排军统特务伺机暗杀这位政敌总统；苦心孤脂的设立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构，既彼此互相牵制以便控制，又可收集大量情报……计谋不成便开始一场中原大战，软禁元老胡汉民，讨伐李济深……这些策划的来源很多就是在南京的憩庐、陶庐和美陵宫这些住所。  


　　作为民国政治中心的南京，高官云集，冠盖华夏，中西合璧的建筑，得地理之便的南京大学（时称中央大学）更是一超北京大学，执中国高校之牛耳，时见文化名流汇聚一堂，极尽盛世之殷。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入侵，南京再遭血洗，三十多万中华儿女被绞于刺刀之下，国耻需要中华儿女铭刻于心。民国时间不长，1949年便是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破灭蒋介石最后一个希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蒋家王朝，蒋介石一生玩弄权术无数，对手一个个俯首称臣，但是他偏偏忘记了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南京也由此成了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