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睡了一个小小的懒觉后，我们去德格印经院。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1729年，是由德格第四十二代土司兴建的，像我们曾经的雕版印刷一样，他们将佛教经典、历史、医药、地理方志、科技诗词以及完整的德格家族史等雕刻在红桦树做成的板材上。到今天为止，它不仅仅是印刷厂，还承担了藏文文献档案馆、康藏文化博物馆、雕版印刷技术的活化石以及学术文艺交流中心的重任。
看到一排排高大整齐的经版书架的那一刻，我又被深深震撼了，这种感觉犹如大学一年级刚刚开学时读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张晓风的《从你美丽的流域》，让我蛮荒又年轻的心在震慑中感动，依然自负，却学会了尊重。经过几百年朱砂和酥油浸润的经版，已经是通体的朱红，有一种经过岁月洗礼的雍容和智慧在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芳香。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刻在同一种木板上的的古文藏文、现代藏文以及梵文，对于默默守候在印经院一隅的德格土司们肃然起敬，他们和它们应该同在。
在印经院的旁边，我看到了我不希望出现的一幕：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房间里，沿着窗子摆了一圈的床，围着破烂又肮脏的棉被，年轻的工匠们一个挨着一个面窗而坐，手里握着木板和雕刻的工具。在一些游客被“导游”的小孩子带进来之后，他们会停下手中的工作，要求卖给你一些雕刻的东西，暧昧不明的目光、迫切的希望发财的神色，失了水准的对话，亵渎也是侮辱，对于曾经的印经院－－据说当年的雕刻非常严格，每个工人每天只能雕刻一寸，经过十二次的校对以后，上交给土司，土司撒一把金粉在上面，再抚平，陷入文字缝隙的金粉就是刻版工人的工资，为防止工人把经版刻漏，土司又要求两面雕刻。对于其中的精品，土司会在经版的扶手处盖上一枚德格家族的印章—一只活灵活现的蝎子。
一个同行的美国人说，这里变成了工厂，不再是艺术。
印经院是厚重的，不能承受这些工匠之轻，如果米兰昆得拉到了这里，我相信他会这么说。
回去的路上，我们敲响了一户藏族人家的大门。印经院的不快，在这里嘎然而止，因为主人名字叫做阿嘎。
这是一户藏汉合一的“干部家属”（阿嘎语）。他的父亲是一名汉族医生，在当地应该有着一定的地位，这从墙上挂着的不同时代的奖状可以推测出来。现在这所房子住着阿嘎和她妹妹一家，阿嘎前几年曾经在四川某一个医学院进修过，目前在家里行医。客厅里除了他瓶瓶罐罐的药品外，还放着他新买的电脑，他妹妹漂亮的小女儿正在好奇的学习，没来得及晒出高原红的小姑娘，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有着藏族女孩天生的羞涩和温顺，可爱极了。
阿嘎妹妹热情地端来了酥油茶、风干的生牛肉、以及一箩筐藏族花纹的麻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一次面目狰狞， 生牛肉加上酥油茶，味道实在是不好极了。
35岁的阿嘎还是单身，那天他藏袍里面穿了一件质地明显不错的羊毛衫，还带我们看了他画的唐卡（一种有颜色的画了菩萨的画，我背了好几次的关于唐卡的定义），看起来有点帅。我猜测着他的爱情故事。
钟海南晃晃悠悠的出场了。
在德格藏医院的大厅里，挂了很多幅的医用唐卡，加上阿嘎的佛教唐卡，这一天里我看到了成百上千个色泽鲜艳的小菩萨。大厅一左一右挂了藏医药的两个开山鼻祖，左孙思邈，右张仲景，右孙思邈，左张仲景，颠来倒去背了几遍后，谁相当于谁我还是忘了。
藏医药据说是博大精深的，有一套小型的刀、叉、剑、戟似的手术用具，绣迹斑斑的看起来更像兵器或者刑具。
用药才叫五花八门呢，有舍利子、有九眼天珠、有硫磺、有雪莲，还有一枚硬币。尽管有些匪夷所思，我还是给妈妈买了一些治胃病的药。
这所藏医院的院长是个汉族人，据说是汉人的第一任，同时也担任着解说员。一张发福且仕途得意的脸，在最后给我开药的时候，居然弄错了，鄙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