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疆艾青诗歌馆 　 
 
指南针网　发布时间：2006-5-16 11:54:19 点击数： 来源：高炯浩 
 　  　   
 
在石河子，艾青与高瑛一起散步。

一位新疆艾青“弟子”对老师40年不断的怀念———

    我漫步在“艾青诗歌馆”的展厅，漫步在40年前回忆的屏幕中，漫步在青年时代美丽的回顾里，漫步在岁月发黄的影像旁。唔，艾青先生，你的笑貌历历在目，你的谈吐轰响在耳，只是岁月无情，故人难寻，只落得人去楼空，斯人消瘦。艾青师，我们想念你呀！想念你！深深地。
    记忆像一叶白帆，沿着时间的河流溯流而上。
    认识先生是“三年灾害”后期，我从鲁南小城亡命新疆，艾青早我一年流放绿洲赋闲。我在一家小厂抡锤打铁，他在农八师大院闭门思过。同在弹丸小城生存，见面的机会总是有的。这天，先生陪农八师政委鱼正东到工厂巡视，我正趴在床上写诗，助理员黄登来跑来说：“艾青来了！”我丢下笔，急匆匆赶到工厂门口，从吉普车下来两个中年人，第六感觉告诉我哪个是艾青：伟岸的身材，右眉骨上一个大包，超凡的诗人风度。他当时虽是戴罪之身，但在我心目中，仍是那么高大。在中学教科书，我毕竟读过《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星族”，我想，我也就属于那个年代的追星族了。我远远地望着，虔诚地行着注目礼，以一个文学少年对“世界级”大师的崇敬。我很想上前搭话，但始终未敢迈动一步，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高山仰止”的词汇。
    机会来了。1962年11月，我有缘以“工人诗人”的身份参加北疆创作会。艾青先生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会上争论些什么，我全记不清了，只把先生的音容笑貌牢牢地镌刻在大脑的荧屏上。下午，我有意坐在了先生的身旁，诗人的灵感像静电一样感应着我，一挥而就在笔记本上写了首《致诗人》：
    十年前我读到你的名字
    只知道你是一位诗人
    十年来我读了你无数火热的诗句
    才对你敬爱得这般的深……
    全诗48行，我撕下来递给他，先生看完谦虚地摇摇头，然后提笔在背面写了几个字：小鬼叫什么名字？我接过写道：工人高炯浩。他一副“知道了”的样子点点头，他一定是在当地的《大跃进报》上见到过我的顺口溜了。然后说：“小鬼蛮聪明的，有空到家里去玩吧！”
    会后我便去拜访先生，先生显得挺高兴，这就打消了我的拘束，话题像快活的小鸟，从这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也许“童言无忌”，我竟问起他右眉骨的大包。先生笑呵呵地说：“走路不注意碰的嘛！”“怎么碰了不消肿？”我开始犯傻。“经常碰壁就消不下去了。”先生还是笑。见我还是没弄懂，便给我讲了个笑话：“我母亲怀我怀了11个月，生产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才生下来，生下来我便大哭大叫，我母亲听懂了：人世太艰难，我不愿出生啊！”这次我彻底听懂了，诗人的睿智令我惊叹，他的每句话记录下来都是哲理诗，让你回味无穷。
    他两岁的小儿子丹丹哭了，先生怕打扰了我们的谈话，顺手用钢笔在一张纸片上画了两只羊和一只牧羊犬，丹丹接过画端详了一会，停止了哭声。我知道先生是学油画的，并曾留洋巴黎。便从地上捡起那张画片让先生签个名字，先生又呵呵地笑了：“怎么，这还能当文物保存吗？”“是的，我要留作纪念。”在我固执地请求下，先生终于签了名字（不幸的是这份珍品在“文革”中被抄家搜走了）。
    后来，我成了先生家的常客，常去谈天的还有滨之（后改名石河，现石河子文联主席、《绿风》诗刊主编）、田文俊，有时我们也一起去。艾青很健谈，谈他的故乡，童年，也谈他留学法国和潘玉良相识的故事（那时我才知道有个妓女画家叫潘玉良）。这时我们总是陶醉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国里，城市里的喧嚣和尘世的污浊都远遁而去，我们在和缪斯女神甜蜜地拥抱接吻，心灵在诗的甘霖里洗淘升华……
    感谢那场“运动”把诗坛泰斗交给了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崇拜者，否则我们哪有这种机会成为他的弟子呢！读先生的诗不少是从批判文章中读到的，当时年轻的我记忆力特别好，谈起先生的旧作，我便大段大段地背诵，先生总是称赞说，你的记忆力真好，我自己写过的诗都记不起呢！他有时也翻影集给我们看，有在金华故乡老宅的“长袍马褂”，也有巴黎留学的“西装革履”，还有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合影，周扬、丁玲、王实味、艾青都在里边，一本影集一部中国文人的沧桑史，我背起诗人1957年回故乡时写的《双尖山》的开首：“走的时候是少年/回来的时候是中年。”先生被感动了，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饱含泪水。
    我有时也带上自己的新作给他看，先生总是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修改，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时时让我过意不去。我年轻时挺“狂”，在那极左思潮的畸形年代，单位有人跑到先生那里反映我“骄傲”，先生婉转地批评了我：“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必须要有骄傲的资本。”先生批评完怕我受不了，又补充了句：“人受人妒嫉不是件坏事，只有白痴才不受人妒嫉。”先生总是用辩证法，教我怎样做人，逐渐地，我变得谦虚谨慎起来。
    去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先生心境很寂寞，他远离“人世”，大部分时间是靠回忆过日子，只有我们的来访才给他带来些许慰藉，虽然层次不高，毕竟算是知音了！这样一来，过去“讨扰”的心情没有了，我们往往吃过早饭便去，谈上三四个小时，直到高瑛女士在隔壁敲墙壁了，我们才躬身告别。想想那时真清贫得可以，一阵“精神会餐”后，先生竟无力留我们吃饭，于是在厨房“定量”做饭的高瑛只有打“无线电话”。
    那时没有“顾问”的名称，农八师文工团彩排时，总要叫上他观摩，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大跃进》报编辑张和钟竟私自决定发表先生的诗歌。《泉水》、《年轻的城》，一批文献式的作品在这张仅有4000印份的小报上陆续见报了。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首先发表“右派诗人”艾青作品的报纸。坦诚地讲，先生那段时间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一些较有欣赏眼光的读者大肆批评先生的新作，有人竟奚落先生“蒋”郎才尽（艾青姓蒋，真名蒋海澄），其实当时极左势潮已让人喘不过气来，诗神在呻吟，像被家人遗弃的小姑娘哀哀哭啼。我们都在用两只手写诗，一些是专门用来发表的，一些是写给自己和朋友们看的，我想先生的诗也是如此。
    那场“红色风暴”终于刮来了，小城少文化人，艾青先生自然是首当其冲，师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便声称揪出了个“三家村”，“村长”是艾青，“村民”是滨之和我。我当时颇感委屈，事后想想常在省级报刊发表诗文的只有我们两人，先生当了村长，没有“爪牙”哪能行？何况三人之间确有师生关系呢。
    文学青年们被迫“交待”和艾青的关系，因为滨之和我是艾青的“死党”，有的单位还让和我们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交待”和“艾青死党”的关系！荒唐绝顶的岁月啊，苦恼人的笑！先生被逐出师部大院，发配到144团一个偏远的连队打扫厕所，按照当时的时髦说法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天各一方，人人自危，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1968年全国武斗开始，对“死老虎”看管松了些，一天在八师商店碰到了进城的高瑛，我们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似的在柜台角落边谈了阵话，高瑛告诉我们放心，艾青的身体很好，群众都夸他的厕所打扫得干净。特殊岁月的特殊“荣誉”，人们已不知道天底下还有“人权”这个字眼。
    1975年，先生患白内障眼疾，在兵团司令员张竭诚的特批下，由高瑛相陪去北京看病，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新疆。但是他怀念新疆，怀念绿洲石河子，后来，他和北京朋友谈起在新疆的16年生活时，不无豁达地说：“有人说我被‘流放’石河子，我倒认为去石河子远离了斗争的台风眼，石河子人保护了我，假如一直在北京，这条老命怕早丢给‘红卫兵’了。”
    我们的民族毕竟熬过了那个“史无前例”的荒唐岁月。1983年，石河子报总编王菁华派我到北京请先生为副刊题写刊头，这真是个拜师访友的好机会，这时的我已是报社文学编辑；石河是《绿风》诗刊编辑；田文俊是农八师文工团创作员。艾青先生“四家店”的“小伙计”都混出了个人模狗样。先生复出，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们算是他的“麾下”了，那次进京，真有点“参见元帅”的感觉。
    我颇费周折才打听到火车站下的丰收胡同，先生仿佛是专门迎候我似的，正站在门前背手远眺，我知道先生眼力不好，便放松了脚步想给他一个惊喜，走到近前，我大声叫道：“艾青老师，还认识我吗？”艾青先生眼睛一亮：“高炯浩嘛，你怎么找到这里来啦！”我们亲热地握手，他还父亲般地搂住我的肩拍了拍。我们进四合院，他大声地喊：“高瑛，你看谁来了？”高瑛迎出来笑嘻嘻地打招呼：“哟，我们高家的才子来了！”我忙“推辞”：“秀才进了圣人府，还敢舞文弄墨吗？”
    进屋落座，高瑛沏上茶，先生便连珠炮地发问：“杨牧办进城了？”“石河在干什么？”“你也在《绿风》当编辑？”我一一简短作答。稍有空闲，我打开书包递上新疆土产说：“我代表石河子的所有学生，向老师表示敬意，感谢您的布道。”先生谦虚地说：“写诗是教不出来的，那是靠着你们的才气嘛。”“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小城，出了7名在全国小有名气的诗人，如果不是有大师点化，这绝不可能。”我说。
    我提出请先生题写副刊刊头，先生说：“我不是书法家，对石河子报是两回事，这张小报的编辑为发我的作品挨了批斗，这字我必须写。”高瑛调墨铺纸，先生接连写了五个“玛河”，让我带去挑选。
    谁也想不到这是最后的晤面！以后再去北京，先生不是外出，就是接待外宾，总之不在家，都是靠杨牧开会回来告诉：艾青老师向大家问好。
    艾青在石河子的弟子们后来都当上了“官”，甚至“徒孙”们也都很有出息，弟子们筹划着要在石河子建立“艾青诗歌纪念馆”。那年3月，师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他们即将启程去北京面见先生，希望《工人时报》能将建馆消息及时见报。这自然是举手之劳的事，我的副刊编辑也是位青年诗人，立即撤换稿件。
    正当人们紧锣密鼓地筹办艾青诗歌纪念馆时，诗人生命的“火把”熄灭了，诗人从欧罗巴带回的那支芦笛，再也流不出潺潺的音符，一个诗的时代结束了。
    屈指算来，先生驾鹤西去已10年了，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一趟艾青诗歌馆，拜谒先生的故居，浏览先生的旧物，观赏先生的手迹，每次，我都像重返了一次青少年时代，沉浸于文人式的友情的陶醉里。昔日的回忆是那样的令人刻骨铭心，又是那样的令人终生难忘！
    艾青老师，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我伫立在你的照片前，伫立成一块沉默的碑石，一块有着生命和思想的碑石。我仿佛听到你的来自天堂的朗朗笑声，那笑声在苍穹似的大厅里隆隆回响，回响……
链接：艾青诗歌馆
    艾青诗歌馆总投资350万元，建筑面积约10亩，馆内使用面积达2484平方米，于1998年11月正式落成。艾青诗歌馆主体分三个展厅。一展厅：艾青同志的生平及主要著作。二展厅：记叙了艾青同志的晚年，各国领导人及文艺界著名人士对艾青的评价。三展厅：是许多艺术家怀念艾青同志的珍贵文章、书画。
    艾青于1959年底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0年正式到农八师石河子市。1967年被遣送到条件最艰苦的、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的偏远连队144团参加劳动。艾青在石河子居住长达15年之久，1975年底才回到北京，1978年正式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