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怒江的生活
 
有怒江的生活




昆明




昆明还似从前，只是我无法睁大眼睛看它。

连继的倒车，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脱隐形眼镜，结果我的眼睛肿了，见光流泪，右眼象揉进了辣椒一样刺痛。我在斑马线边踌躇着不敢过马路，因为眼睛只能很模糊地看到一点东西。

于是，在没有游历昆明的各大景点以前，我决定先去参观昆明美丽整洁的民族医院。诊断是角膜炎。先滴了医生开的百元大药，再去翠湖边的青年旅馆整了张床，然后放下行李，这才开始慢慢地逛翠湖。

翠湖的水很不错，到处是荫郁的树。已近中午，有些老太太仍在练太极剑，一只小白狗气定神闲地躺在道道剑光中间。我闭着眼睛长久地坐在廊靠上，听长廊的另外一头，两个老人在依呀地拉着京胡。阳光在眼皮外面亮晶晶的。湖里好象已经有了早到的候鸟：我听见翅膀拍击水面的声音。




早晨，怒江




医生说有一支药水是用来止痛的。因为会造成散瞳，引起视力模糊、怕光，所以叮嘱我一定要晚上用。而我晚上要坐夜班车到福贡。

医生的警告是：回家吧，不能再去怒江了。

出发前，我把钱贴身缝好，手机挂在胸前，厚衣服、水和饼干放在铺位的枕头旁，然后滴上眼药水。在视野开始模糊的时候，车窗外是暧昧不明的暮色。我有点担心会下雨，下了雨，再塌方，明天早上不知道能否到福贡。

晚上出奇地安稳，我只是摸索着上了一趟厕所。车外是旷野的冷风。当那些湿冷的空气扑到脸上时，我猜应该是下了雨。眼睛的灼伤感已经被一种拉扯般的隐痛取代，我觉得自己可以有资格期待：等早上眼睛不再害怕亮光的时候，清淅地看到怒江。

漫长而模糊的一夜后，遇到的是那样一个早晨：

我试探着眨了几下眼睑，涌进的晨光如冷泉般清冽，于是我张开我的眼睛，把脸贴到车窗上：窗外对岸的山崖绝壁间，是白练般的雾，阳光在雾间吞吐不定；或聚成光束打在突出的山岩上。青黛色的崖下，是仍然无肆冲撞，咆哮不已的怒江——象它在恆古的洪荒年代那样……

我把这些汇报给公子——感谢手机时代。

路越来越陡峭，有零星的塌方。有时候，崩落下来的石头沉重地砸到我们的车顶上。刚开始第一次冷不防经历落石时，我吓得大叫一声，惊惶四顾。同车的老乡却都坐得稳如泰山般。如此这般的几次后，我也可以免强镇定下来了。




福贡——一个稍露风情的小县。




八点多到福贡，一个平凡的小县城：千篇一律的的水泥建筑，装着上个世纪很时兴的蓝玻，饰着黄色的琉璃瓦——中国随处可见。只有穿着长及脚腕的百摺裙、满身挂着饰物的傈僳妇人，或背着箭囊的傈僳汉子从我身边走过时，才让它稍露风情。

等贡山车的间隙，从不吃早餐的我破天荒去吃了一碗绿豆粥——我以为这碗粥就算不是我常吃那种放百合、海带、陈皮、冰糖，一盛起来安逸感溢碗而出的的粤式绿豆粥，也应该是一碗全是绿豆的食物。但是等端上来，我才发现那是一大碗白粥，然后里面大概有十几颗小绿豆。失落之余，我又叫了一碗豆浆——依旧想当然地以为它就应该是一碗常规意义上的“豆浆”。但是我喝到的大概是一碗豆皮水：吹开上面一层浮沫子，露出来的液体有点发绿，不放糖，含在口里有股涩涩的豆青味儿。邻桌的男人大口地喝着这种豆浆——他浑身黝黑，斜背着箭囊。

早晨的街上有卖金鱼的。手推车上架着很高的一个架子，架上摆满了一只只玻璃小鱼缸，微暖的阳光从架子后面透过来，里面红色的小金鱼就在跃动的光斑里游弋，看起来象阳光的一部份。

我凑过去抬头细看。卖鱼人鼓动我买一条：

“你看，尾巴象一堆花一样。嘴巴还会动，跟你说话呢。”

“没有啦——它可能是跟你说的，说不要卖掉我，不要卖掉我。”

“不对，它说快卖掉我快卖掉我，我要跟这个美姐姐！”他抬头对我快乐地眯眼笑着，展开他脸上刀刻一样的纹路。

“唔，你的金鱼审美观很不错的。” 我嘻皮笑脸着。

这个有趣的家伙！




表情




中午一点多到贡山。

贡山是个比福贡更小的县城，只是崖边的一条街。街下的深崖里，怒江打着旋子汹涌而过。

我的眼睛又开始灼热，于是缩在去丙中洛的小车上滴药，吃当午饭的香蕉。

同车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孩，眼睛大而明亮。我侧着着脸不看他时，他就看着我微笑，冷不防转过头去，他就“咯咯”地尖笑着钻到他母亲怀里，无论怎么哄都不露脸了。这个游戏他兴高采烈地玩了十多分钟，直到我忍痛献出三块钱买的一个大珍珠石榴，他才赏脸让我正面看看他糊了超多鼻涕的小脏脸蛋，五分钟后，石榴子持继起作用，他开恩地把脸，鼻涕，小手，小黑手印放到我怀里。

车上还有一个文静漂亮的小女孩，皮肤白里透红，在那个地方是少见的整洁。我忍不不住给她照了一张小照，当在显示屏里看见自己时，她伸出小食指轻轻地摸着那块光滑的液晶板，抿着嘴秀气地笑着。

坐在旁边的她的父亲，也凑过来仔细看。这个满头大汗的男人从放下背上沉重的行李后就一直在喝酒，满车都可以闻到他臭哄哄的烧酒味。他对着女儿的照片端详了老半天后，大着嗓门提出要买下我的相机，并把酒气和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吃了一惊后，我告诉他等我回到我的城市，可以把照片晒出来，给他们寄去。于是他咧开嘴大笑起来，灌了一口酒，连声感谢，又给我递酒递烟，并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普通话告诉我他姓和，独龙人。是毕比利道班的。

老和的老婆坐在他旁边，是个瘦小的妇人。象她那漂亮的女儿一样，对着我很羞涩地笑着。我对那他们说：

“要不，给你们全家来一张吧，到时候一起寄给你们。”

老和兴奋地直起身，犹豫地放下一直拿着的酒瓶子。我继续鼓动，于是，他一面客气着：“不用了不用了！费钱费钱！”一面凝着神，用手帮女儿认真地擦擦脸，小心地撸平她的头发，拉着老婆坐近一点。老和乍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纪大许多，穿着在地摊上常能捡到的伪野战服，露在外面的皮肤呈一种长期野外工作才有的酱红色，邹纹深且黑。他们一家子直直地坐着，庄严肃穆地盯着镜头。我让他们放松一下，甚至建议老和再喝点酒，他答应了，“呵呵”地笑着抿了一小口，又转头柔声地吩咐他的家人什么。但再看镜头时，那种紧张的情形又出现了。我们反复试了几次。我在镜头后盯着他们严肃的眼睛，很明显，在他们，这算是一件大事。

不知何故我的眼眶有点发热，于是轻轻地摁了快门。

照完之后，因为我一时找不到笔，老和让他老婆去买了一支圆珠笔，在我的小本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上他的名字和地址。

老和比我早下车。下车后，他又绕到我坐位的车窗边，认真地跟我握手道别。他的手很粗糙，有种不寻常的温热。




拐弯




去丙中洛要收费了：在快到镇子的一个路口，拦着路障，有政府的人在看守，看到象旅行者的人，就收钱——每一个人五十块。司机在快到路障口的时候，好心地提醒我把那顶红色的牛仔帽摘下来，并用车上的防水篷把我的旅行包盖好。我埋头缩在车上，很郁闷。

十几分钟后，拐过一个弯，可以远远看见大缓坝上的丙中洛。

象中国所有不起眼的小镇子一样：丙中洛只有一条水泥街，街上聚集了附近几乎所有人的小活动。所以，到了下午三四点人群散尽后，在斜照的阳光中，时间显得疲惫而缓慢。小集市里仍有零星的人，高高系在灯柱上的大喇叭震天价地反复播唱着《老鼠爱大米》。街尽头，就是田野。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镇子路口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深崖下的怒江U字形的大拐弯，于是那里竖起了一块石碑。大概本地人绝少在那里停留，所以我得以独自一人高高坐在碑座上，对着怒江，晃悠着两条腿。

阳光在眼前发亮，狗尾巴草凝然立着，黄铜丝一般；但对面山间的光线已逐渐发红了——江边的地那桶村异常温暖。在那样的时光里，老鼠对大米的爱情依然持续不断。偶尔回过头去望远处的镇子一眼：才发现丙中洛那些错落在缓坡的小屋，笼着炊烟，在夕阳下发着银光，当晚霞特别明亮的一刹那间，它们就如溶化在其间一般；再转身看怒江时，大拐弯已神光离合……

我独自一人在那里消磨了两小时，看着最后一缕阳光在山尖消失。




旅人的忧伤，暂时忘却吧




太阳下山后，天仍是亮的，我慢慢地地往镇上走，一路上拍些小景。经过镇上唯一一个小市场边时，几只灰黄相间的狗从我身边遛达而过，正在扒土玩的鸡犹豫地凝着一条腿，侧着它的小脑袋“咕咕”地沉吟。我听到异常欢快的歌声。

歌声从场边一间简陋的小平房传出来。循声走到木格窗前往里看，一群傈僳人正在狂欢。他们一看见在窗边的我，就不由分说地招手让我进屋。绕到门口，远远地见两个傈僳女人正端着酒站在门边等着，还没走近，她们就和着屋里悠扬的琴声高声唱起来。唱完一曲，她们双手端着酒举到我面前……

然后我们开始围着火塘跳舞，其间不断有人过来敬酒。当我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后，气氛达到了高潮：他们变换着各种组合，端着酒站在我面前让我拍照，拍完后，照例把酒举着，对着我唱歌，看着我把它喝个底朝天。傈僳人的包谷酒很容易上头，我很快就扛不住了，开始飘飘浮浮，大惊之下，对其后的敬酒摇头婉拒。

在他们跳舞的间隙，我靠在柱子上检查我的照相机，头晕的厉害。一位长者，端着酒从屋那头穿过人群，径直走到我面前，我赶忙直起身来。他看着我的脸，开始缓缓地唱起一首歌——人群开始变得异常安静。只有火塘的柴在“毕剥”作响。老人的歌声有点低沉，象一些叙事诗的开篇，悠悠的味道，仿佛要让我记起一些已经淡然忘却的日子……唱完以后，老人认真地看着我。我大着舌头问趴在窗边看热闹的人，老人唱什么？他们说：

“你们出门不容易，来这里喝一杯我的酒吧，跳个锅庄，旅人的忧伤，暂时忘却吧！”

那还有什么可说，我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那晚我是被傈僳人送回客栈去的。




记住我的红发，宝贝




一直到早上五点才完全醒过来。发现舌头象旧毛巾一样又硬又涩，胃很不舒服，但是——靠！我的眼睛感觉完全好了！奇迹啊！

七点多钟的丙中洛，街上凉浸浸的，有晨雾，有淡青的天光。我独自一人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去秋那桶的车。背后，我的头发，被什么人轻轻扯了几下，转过头去看，是一个小脏猴，拿着一把断齿的梳子在柔柔地梳我垂下来的头发。他见我拧头，大吃一惊，尖笑着远远逃开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小心地靠近来。我轻声问：

“喜欢阿姨的头发啊？”

他刹那间活泼起来，口齿不清地评说：

“你、你、你的头发是红色的！”

我“唔”了一声：“是啊，头发愈红表示我武功愈高强，我现在会飞喔——一飞飞到你们这里了！”

我做着腾云驾雾的姿势。

于是他嘻嘻地笑起来：

“我见过还有更红的呢！”

“唔，”我羡慕地看着他：

“那你肯定见到我们帮主他老人家了。真运气啊，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他老人家真容呢，你一下子就见着了。”

他自豪地大笑起来，又在地上打个滚，更脏了。随后，又沉思地看着我：

“真的么？”

我笑着没出声。他自己严肃地想了一会儿，小身子靠在我身上，大概最终相信了，对着空气中想象的朋友悄声报告。又自顾自地玩起来。




我的小外甥，喜欢看《克塞号》，喜欢孙悟空，还有很多塑料宝剑。有一次跟他剑拔弩张之后，我把剑扔了，告诉他我也有一柄宝剑，藏匿在我的指甲缝里，在危险的时候，它会长出来保护我。

他轻蔑地看着我：“切！你胡说八道！”

我辩解说是真的，并且也可以给他一把。

他仍坚定地蔑视我：你胡说八道！

当三岁的小孩，用成年人的眼光审视我，告诉我我的童话“胡说八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他们的智力轻易击溃。

只是这也是必须的，我们的生活太窄小，容下童话的位置，大概就没办法放别的——比如金钱，比如人际，比如欲望。而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

只是，没有童话，没有幻想，没有奇迹，生活又会变得怎样的了无趣味？

我感受那个小脏猴越来越重地依在我身上的温暖的小身体：他的头发里有肆无忌惮的汗味儿，裤子上有泥水印，他正是名正言顺在地上打滚的年龄。

如果有可能，在以后慢慢长大的日子里，除了记住成人的游戏规则，也请记住我的红发，我的宝贝！




何大哥（上）




何大哥的年纪其实比我还小，但他说什么也不信，不过他的相貌看起来的确比他的年龄要大。他不是本地人，十四岁就从贵州的家乡缀学出来讨生活，去过四川，重庆，广西，湖南，也去过云南的丽江，中甸，德钦一带，最后，到了这里。他的相貌，大抵是因为生活里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我们的相识说起来非常偶然：那天我一直等不到车。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在阶上站起来，准备截住任何一辆在我眼前出现的机动车，让它送我一程。结果，有人骑着摩托过来了。我跳下台阶去，截住他，骑手就是何大哥。

他听了我的请求，摇手说不行，因为他没油了，正要去一个朋友家弄点油，所以载不了我那么远的路。一面给我看他的油表：

“真的，我不骗你。”

我失望地“哦”了一声，闪身让他过去。

车子往前走了十几米，又停下来，我看着他缓缓地把车退回我身边，迎着阳光眯缝着眼对我说：

“我弄到了油，再回来看看，如果你没走，我就送你去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答了声“好的”，然后就非常安心地坐在台阶上等着他，没有一点怀疑。十多分钟后，他果真回来了，但仍没弄到油。他对我说：

“走吧。我们一路走，一路问问看，一定能买到一点的。”

我问他我需要付多少钱，他摇头说：

“出门在外的，不要说这些了。”

那天去秋那桶的路上，稻田在阳光底下金光灿烂，偶尔有鸟儿疾掠而过，灌木丛在风中翻飞着叶子，桥下的小溪，在石隙间湍急翻滚。一路很陡的下坡，然后，怒江就近在眼前了。我在后座上大声说：

“我真喜欢这样的早上。就象现在的怒江，真美。”

何大哥就笑了， 

何大哥是遵义人，但是，他已经把自己当本地人了。看得出，他很喜欢看到我被这里打动。在一些让他骄傲的景色前，就总是早早把车停下来让我慢慢拍照。等我乐颠颠地拿着相机跑回来时，他在车座上强忍着自豪的表情，悠悠地问：“拍到什么了？”那样子有趣之极。






何大哥是个爱读书的人，他说象我这样经常出门的人应该看看一本叫《路尽头》的书，而且还跟我谈到这本书里提到的“环保意识”。他叹了口气，说：

“虽说现在外面很多人谈保护环境，但也就是谈一下。这一带仍然有很多外面的人进来偷木头，眼见这些山就渐渐地光头了——但原木实在也能挣钱的！”

他用下巴指了指江对岸——那里有一大片砍伐的痕迹。

沉默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

“人都是从自己方面出发想问题，搞环保工作的人，他们讲环保，老百姓讲吃饭挣钱，吃饭挣钱也是大事啊！”

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他说他知道一些怒江准备建坝和被叫停的事，很担心“开发”和“环保”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问题如何解决。

通常，我很少在旅行中跟当地人谈论环保。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游客，无论说什么，都不免带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我们在城市里所宣扬的价值观，就算一定是正确的，如果不与当地人的实际情况相融合，也难说不会伤害到当地人的生活。相比起空谈式的辩论，我更喜欢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们这里真美！我曾在许多次旅行中看到过：当他们听见这句话时，那么快乐和自豪的神情。我一直相信这种自豪感能让他们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现在对着何大哥实实在在的忧虑，我开始仔细讲我对怒江开发的看法：经济、地理、文化多样性、甚至谈到美学。其实，在现代浩浩荡荡的欲望大潮中，不带功利色彩的“美学”几乎是一个脏字。但让我想不到的是，何大哥很小心地放慢了车速，听得非常认真……




何大哥也不懂去秋那桶的路。于是我们一路逢人打听，并准备顺便买油。在朝红桥边，有辆货车停在对面凹进去的崖壁里。何大哥照例上前问路并买油。我举着相机想拍旁边的废桥，不料，在那辆车上随即跳下一个青年，大声阻止我拍照。并把盖在车边一大堆物体上的防水蓬飞快地塞严实。我很疑惑，趁他不注意，用脚撩起那块布往里看了一眼：下面全是电视机大小的方木，起码有几百块！

何大哥也买不到油——被他们非常冷漠地拒绝了。我对这帮偷伐者很有点愤愤。何大哥安慰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从不会这样。

他对我说：“我出来闯荡很多年了，世上还是好人比较多一点的，相信我好了。”



但我还是担心，如果真的没有油，那时，被扔在怒江边回不了镇上的，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了。我决定自己一个人走完下面的路，让何大哥用剩下的油回镇上去。他拧不过我，只好决定在朝红桥边等着：如果我在下午两点之前回到这里，他仍载我回镇上；又或者他搞到油，那他就追上我。



我们互相道别，在桥头分了手。




马儿 教民 ——给静静的秋那桶




太阳有点发热。我顺着车辙印走了一段，开始出汗。于是把外衣脱下来扎在腰间，坐在树阴下看着来路——远远地，两个人和七八匹马，晃晃悠悠地往这边过来。

我请求他们带我一段。因为我不知道秋那桶有多远——沿路问了几个人，有的说几步路，有的瞪着两眼说：“哎呀一整天呢。小姑娘，去不了！”

那两个赶马人为难地瞅着我，商量了老大一会儿，其中一个回头问我是否会骑马。

我好容易弄懂了他说什么，摇头回答：

“不会，但是我要去秋那桶，麻烦无论如何带我一程。”

于是他跳下他的坐骑，牵过一匹综色的马，抱我坐上去，示意我抓牢它的综毛，夹紧它的肚子。然后自己拉过缰绳。

我只说了声“谢谢！”再也没有别的话。

这是一匹干净整洁，目光温柔的母马，剪着齐刷刷的短鬃毛，拉到我面前时，在静静地打着响鼻。我的印象中，一匹马，该是高大，尊贵，不羁，最起码，被拉到一个陌生人前时要竖一竖前蹄的。所以，当我看到这匹象女孩一样娇羞的马儿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它。没有马鞍，所以我第一次真正骑马就是骑在光滑的马背上。腿肚子上可以直接感到它渐渐渗出的汗和热气。

它的主人和它一样羞涩沉默。除了告诉我他们是藏民，到察瓦龙卖马之外，就是一直安静地牵着马儿在前面走。

我问他这马都卖么？他点头，说希望卖得好一点。

我很想知道它们以后的命运：干活？运输？还是被吃掉？

那个藏民肯定地说：运输，干活，什么都干，不会吃的。但随后出了一会儿神，却又低头轻声更正说：“不知道！”

丙中洛刚通了进藏的公路，虽然实际上这也算不上一条真正的公路，但毕竟开始了。何大哥提到的上百匹马的大马帮在丙中洛穿街而过的浩大场面，再也无法看到。一路上，我也只是看到几个规模很小的走村的马帮。马对于人们来说，大概已不那么重要，而它们所代表的那种混合着艰辛、粗粝、颠沛、雄奇、壮丽的马帮生活之美也将注定离我们远去。当然，或许几年以后,丙中洛又会重新出现马帮——每匹马饰着艳丽的彩带，被它们穿着民族服装的主人牵着，在每个修旧如新的景点前给前来猎奇的游人们以怒江为背景拍照留念，好象可以因此亲近了他们的生活。




这或许是我永远感到困惑不解的迷题：物质文明和精神家园的构筑，都只能是以摧毁对方为代价么？

当我们在自己建起的城市籓篱间游走，细致地伺候自己日渐挑剔的肠胃和脾气，精确地规划着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才发觉生活的本意并不如此；而另外有我们的兄弟，他们朴素，真诚，直面粗粝却雄美的生活，拥有我们早已失去的赤子般的灵魂，和这些灵魂汇成的文化之美，却发觉这些气质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房子、电视、汽车，甚至不能带给他们一顿有肉的晚餐！于是，他们猎取物质，我们飬养文化。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没有谁关心我们得到的同时到底失落了什么。

如果物质仍是可以猎取的，那文化，真的可以飬养么。




我听见远远摩托车的声音……

何大哥还是追上来了。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丁点油，还带来两条新鲜的黄瓜。于是，我们仍然一同上路，并继续想法弄油。离开卖马人之前，我恋恋地抱了一下我的坐骑，希望它能为它好心的主人挣到一个好价钱，并且自己平安。

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我们搞到了满满一罐汽油。在我们装油的时候，卖油的村民走过来对何大哥说他的油不太纯。如果我们觉得不行，村里还有人家有纯一点的，他可以带我们去要。何大哥谢了他。他摆摆手，转头冲我友好地笑笑。何大哥说：

“我跟他说你是去秋那桶的，他家也在那里。”

他说的是很青涩的普通话。大概怕我听不懂，他很慢地、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欢迎你到秋那桶来！”

并冲我伸出双手。

我握着他的手时，看到他衬衫里面微微摇晃着的银制十字架。




到了东那桥头，摩托再也上不去了。我打算沿着那条羊肠道继续走。

而桥头有另一条土路，沿着崖边一直延伸到怪石和密林组成的青帐里去，绝壁下是怒江的激流与旋涡，看久了有点头晕。沿着那条土路，再走二十公里，就到西藏了！我站在路边伸着脖子望着前面郁郁的密林，不愿离去。

何大哥看看表，四下张望，犹豫了一会儿，告诉我：他仍可以等我到两点钟——就在桥头唯一一户人家那里。如果我不回来，他就自己回镇上。

我本来想婉谢他的好意，但看着这条静静的公路，最终同意了。




秋那桶，在中午的烈日下，静静地躺在山坡一片苞谷地里。站在高处，可以看见石片垒就的屋顶在阳光下亮的发白；对面山坡上开出的一小片田地，作物已经一片金黄了；周围群山莽莽苍苍。这里看不到怒江，但我仍时时感觉到它在崖下奔流。

这里有种悄然遗世的失语感。



刚进村时遇到狂吠的狗，屋里出来一个妇人喝停了它。我向她讨了口水，却烫得不能入口，于是她把水放在一个大勺子里面摇动着，一面腼腆的笑。村里有个天主堂，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它木制的墙体和屋顶都是黑色的，座在一个小空场边高高的基地上，关着门。从门缝往里张望，里面很暗，只看见墙上小小的圣像发着一种淡淡的光。教堂旁的树荫里有座小小的白色的墓。因年代久远而有点发黑。中午的秋那桶，悄无声息。

这一带信奉天主教。始于100多年前外国传教士进入该地区展开传教活动。因为触犯当地喇嘛教的利益，教堂曾被焚毁，那是云南西方宗教史中有名的“白汗洛教案”。不久，西方宗教重新合法进入该区，并逐渐壮大起来。解放后，教区不可避免地逐渐与教廷分离。文革期间，怒江地区的宗教事务与全国一样陷于瘫痪，很多教堂被焚毁。文革后，才逐渐恢复并归于平静。

我出发前，在网上查了一下怒江地区的天主教史，也只是大致如此，并无更详细的资料。而具体到每一个传教士的生平事迹，更是无从找起。

近年来，唯政治论的历史观已逐渐在修正。西方宗教的传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官方的历史评价，仍仅仅定位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另一方面，文化论者正试图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巨大沉重的包裹中探寻宗教的本源和人性——当然，有时也不免失之偏颇或太理想主义。无论怎么说，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与社会，政治，历史纷繁芜杂的关系 。

只有站在烈日下，眼前是这个遗世独立的小村庄，树荫下的白色的墓茔早已因为风雨和年月而发黑。而我只知道这位长眠在此的教士叫李文增，似乎出生于法国中部山区。中年时来到中国。其实就连这点生平，我也逐渐疑惑起来，因为我找不到一点佐证。只是墓下那付躯体是确实在这里归于泥土。这时我才会明白，对于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喧嚣尘上的历史评价，人的信仰显得如此简单明了安静平和。

在网上，秋那桶的评价也出乎意料地少。大抵只有两种：一种说它是世外的桃源，最后的香格里拉；一种说它是一个平常，甚至肮脏的小村落。对于我来说，认同这两种评价的任何一种都象在嘲笑自己。

如果你仅仅想看壮丽的山水，或想寻找风景如画的村落，或想猎奇，那就不要去秋那桶了，它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但如果你并不仅仅是那样，而你又在独自旅行，那就去吧，去怒江，去秋那桶。




何大哥（下）




我回到东那桥头时，还不到两点。远远就看见桥头人家的女主人阿多，在兴高采烈地大声叫着：“回来了！回来了！”然后，看见何大哥从屋里冲出来，手里还攫着一个学生练习本和一支笔。看见我，很明显地松了口气：

“啊呀，幸亏回来得早，我差点就要扔下你跑掉了！”他心有余悸地说。

在我一个人爬上秋那桶时，何大哥明显一直在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无法决定是否要等到两点。于是他铺开纸笔，开始为他可能要发生的背叛行为写一封长篇的道歉信。我回来的时候，他才刚写了两页纸。现在他可以扔掉内疚的枷锁，于是由衷地高兴。

说实在的，我一直都不太相信他免费帮我去秋那桶，在朝红桥那次分开，我就提出付费，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就付费，如果他搞到油追上我，那岂不是还得再付一次？我一直将信将疑。现在他准备弃我离开，才让我砌底地相信了。于是也由衷地高兴——并不是觉得不用付钱赚了什么，而是为了终于能信任一个人。

阿多也感染了这种欢快的气氛，听到何大哥告诉我说她们家的黄瓜特别好吃，就赶紧到地里摘了两条送过来。何大哥接过大咬了一口，一面看着我，准备听我吃了第一口后的评价。我微微有点犹豫——因为肠胃一直非常脆弱，而黄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上面还带着星星点点的泥土。何大哥很敏感地发现了，“哗”地红了脸，又把黄瓜抢回去，到处找水要洗一洗。我又把它抢回来，说不用了，以前我小时候，一直都这样在地里偷黄瓜吃的。一面用衣服擦了擦，象何大哥那样咬了一口……

我想这两件事可能打破了我和他之间那道陌生人的界限。于是，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很自然地分吃了我的压缩饼干；渴的时候，又向村民讨要了几条黄瓜。

下午的日头很猛，在树荫下，我们靠着摩托，啃着小黄瓜，何大哥向我透露了他小小的秘密：昨天晚上，他刚从察瓦龙回来，跟他的女朋友吵了一架，那个十九岁的漂亮女孩负气走掉了：

“你想在我在外头到处跑，回家的时候，当然希望有热开水和米饭等着。谁知道我推开门，屋里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准备好。我说了她几句，她马上跑得没影了。开始我还以为等气过了自己会回来的，谁知到昨晚八点也没回——我已经开车找了一夜了，没油了才回来，准备加油再去找找。结果碰到你了。”

他已经没有了昨晚没热饭吃的委屈，只剩下一脸的疲惫的焦急与无奈。

“那你还陪我那么久！？”我大惊失色。

“我也想不到那么久的。本来还真想把你送到桥头就回去了，但是我见一路上顺风车都没一辆，你一个小女子——”他拉长了声音：“缘份吧！”

说起他那个跑掉的女孩儿，何大哥有点兴奋，又接着向我透露了他生活的蓝图：到察瓦龙的路通了，过了今年，他要筹钱买辆货车，把仍在贵州的弟弟接过来跑运输；他再买一条打砖机，因为贡山县很可能要搬到丙中洛来，那时，建材就应该很走俏了。而现在打砖，要先把山石炸开，再把碎石磨成粉，细细筛过，才能打砖。他指着怒江对我说：

“这河里有现成的材料——你见过这么好的细泥么，我挖河里的泥，就不用开山炸石了，又方便，而且还环保。”

他看着怒江说等到他们家富起来后，就把他的女人娶回来，不让她再干现在这份在风景区给客人跳民族舞的活儿了。让她去成都或昆明学点技术，回丙中洛盘家店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实在也无法估量下河挖泥是否比开山炸石更环保。但对着这个满怀憧憬的青年，我再空谈什么环保都是笑话。沉默了很久，我问他：

“何大哥，你运不运木头？”

他很认真地回答：

“我不会干违法的事的。”

“那以后我还来丙中洛，我要和我老公在这里进藏，你还开车送我们么？”

“当然，车能到多远，我免费送你们到多远。”

……

我在健盘上敲击着这些字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起那个大日头的下午，因路面不平而颤抖不已的车后镜中何大哥的半张脸，和他有点拖长的、带西南官话味儿的声音。何大哥或许仍在过着他平淡的生活，又或许已经开始实现他的理想，不管如何，祝他过得平安幸福——并且仍然喜爱和有时间看书。




有怒江的生活




我在刚到丙中洛安顿下来的时候，客栈老板提着我的大包，带我一间一间地看他的客房。我挑了一间当街的，老板不解地看我：

“当街的房子比较吵，你睡不好的。”

我笑笑说：

“我喜欢。”

好心的他仍在絮絮叨叨地劝我挑间安静一点的。我微笑着对当街的大窗看了一会儿，转头告诉他这间房里的厕所比较干净——这个答案比较容易理解，他恍然大悟地“哎呀”了一声，掩门出去了，剩下我静静地打量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的阳光。

很晚的时候，偶尔还有汽车驶过，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车灯的光亮携着街上各种物体的阴影掠过房里的天花扳，然后又归于平静；窗外的马路被路灯光切割出昏黄和青黛的条块；有狗的叫声，还有喝醉了酒的傈僳人，在那不甚清晰的明暗之间模糊地唱着歌。久久地，那歌声也渐沉寂了下来，只剩下河对面月光下的云那青白色迤逦的边，和云下危兀的山的剪影，长久安静地在我的眼前。

这让我觉得象在某个时间的深处，在明亮与昏暗、有所依与无所依之间徘徊。

这是我选靠街边的房子的真正理由。

然后还有什么呢？

早上空无一人的马路，路灯仍暗淡地亮着，天边是太阳微微的光，江里涌起雾，空气冷冽湿润。一些人家当街架着炉子烧水，火上放着天长日久熏黑了的铝壶，浓烟滚滚的。逐渐有了上学的孩子，把书包的带子箍在额头上，嘻笑打闹地从我眼前跑过。怒江仍象我来时那样咆哮翻滚。在地那桶那儿，远远看去，江水似乎温和下来，缠绕着水边嶙峋的崖壁，泛着银光。这是又一个平常却可以长久记住的早上，和我每次旅行中都会遇上的一样。而我，也和每次一样，站在路边，安静地让它们再一次离我而去。

以后，我的生活将是有怒江的生活。




在路上




那辆到六库的中巴在八点准时起动了。车后渐远的丙中洛，仍然云雾缭绕。我把头抵在车窗玻璃上，阳光就照到我的眼睛里——清新而不灼眼，如青柠的味道。

不断有人上车下车，在路边下货，等客人。中途，司机还停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跟车下一个相熟的女人谈了谈他家孩子的问题。全车人耐心地听着，说到紧要的关头有人还帮了一下腔。

再过一段路，忽然发现前面停着一溜车，我们还以为遇上塌方了。下车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学要进行体育考试，没有操场，于是截一段马路，插上小红旗做了临时跑道。七八个老师在给每位停车的司机递着烟：

“师傅，给小孩让让道——很快就好很快就好！”

几十个孩子在那边就轮流跑起来。马路上刹那间欢声雷动。于是大家又再鱼贯下车，在阳光下抽着老师们分发的香烟，跟着欢呼加油了一阵子。小孩子们很可爱：有的穿着傈僳族的小裙子，光着小脏脚“叭哒叭哒”冲过来，刹不住，差点冲人怀里，一股新鲜的汗味就扑面而来。

参观完运动会，人们提着顺便在街边稍带的水果，悠悠地回到车里，继续上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到六库。这要是放在以前，我一定非常急燥，但是，为什么要赶？有了驻足欣赏的时间，我却在赶路。

于是，到福贡吃午餐的时候，我就跟了一位傈僳族老阿婆逛市场去了。在市场里还为几个卖驽的普米人（？）拍了几张照片。我对老和印象很深，所以卖驽人提出想要那张照片时，我答应他们一定送到。但他们几乎不懂汉话，我跟本听不懂他们说的住址。于是在市场上逛来逛去地找人。刚好有个买山货的汉人被我捉住了。

他跟那几个卖弩人谈了好一会，对我摇头说：

“你寄不到。他们在山里，没有邮局，甚至几年都没人进那里去的。”

“但他们总会跟外面有些联络吧？”

那个人哂笑起来，摇摇头，然后不耐烦想走。

我死死拉住他，求他想想办法：

“他们很想要。”

那人皱着眉头想了一会，最后说：

“村公所吧！你寄到那里，他们有可能会收到。可能喔。”

于是，我和那几个卖驽人千恩万谢地把纸笔给他，写上地址。

我告别了那几个卖驽人。提着在市场买到的香蕉苹果，心满意足往回溜达。结果发现，这一次轮到全车人在静静等我了。




在六库，找到网吧，匆匆忙忙贴了第一篇贴子，然后出来找吃的。因为还要赶到下关的车，我随随便便找了一家在车站边的快餐店，要了两份肉一个饭。吃饱埋单时，一个系着脏围裙的女人走过来说：

“6块。”

“什么？！多少钱？！”我停住拿钱包的手。

她犹豫地回头看了看那个卖饭的，又对我讪笑着：

“5块。”

我的火开始往上冒：

“那你说一份肉多少钱，饭呢。”

那个象忙着卖饭的家伙这时回过头来冲着呆呆地没反应过来的女人叫：

“4块4块。”

我还要理论。但想了想，忍下一口气，把饭钱交了。一边后悔没先问清价钱——在丙中洛呆了一些日子，警惕性都失去了。我往外走，一路踢开挤在一起挡我路的一堆板凳。

回到车站，我马上钻进洗手间，把证件、信用卡和钱重新分开放好，钱包里抽出几张大票子放到贴身的袋子里，小背包挪到胸前，然后才慢吞吞向外走去。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KAO，恭喜你他妈的回到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