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五星级的ASTORIA饭店，饭店前面就是基督复活教堂和彼得大帝骑马铜像。在饭店的电梯门旁边，有一个铜牌上刻着曾经在这里下榻过的几十个名人的名字，美国舞蹈家邓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中国总理朱镕基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半个世纪的岁月就这样浓缩在一起。这里的早餐自助餐丰富的让人目不暇接，特别是俄罗斯特产的鲑鱼鱼子酱，晶莹饱满，鲜美之极，让我足实过足了瘾。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是纳斯娜亚的老板卡佳和巴维尔，一对典型的俄罗斯美女俊男，也是俄罗斯经济改革新政策的受益着。他们在圣彼得堡有五家香水专卖店，经营各种世界名牌化妆品，他们请我们来，是想请在化妆品界工作了许多年的我的先生做他们的顾问。他们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从来没有工作日程表，一切都是随兴而致。六月的圣彼得堡太阳终日不落，这便是有名的白夜。圣彼得堡人的精力在这个季节被扩张成双倍，睡意完全消失无踪。夜晚11点，开着巴维尔的奔驰车到郊外的餐馆，桦木屋屋顶的木公鸡仍沐浴着柔和的阳光。据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曾在这里就过餐。热情的主人叫了许多有名的俄国菜，但对我来讲，除了罗宋汤，剩下的就是不同方法烹饪的土豆，口味十分单调，而在几瓶伏特加之后，巴维尔完全忘记了他和我先生要谈的生意，卡佳看着我先生的蓝眼睛也变得柔情弥漫，一切只好过一天再说了，在俄罗斯，生活不需要过得那么精细。 
　　　　　　　　　　　　　　　　　 
　　纳斯娜亚将我们送回饭店时，我们请她到咖啡厅去一起去喝咖啡。相对于卡佳和巴维尔这一对幸福富有的俄罗斯新贵，纳斯娜亚身上有一种东西让我感动。我们谈了许多，从前苏联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政体的变革给俄罗斯人带来巨大的冲击，新旧交替的动荡，带来民族矛盾的加剧，理想失落，物价攀升，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在来自从前的小兄弟中国的我面前，纳斯娜亚不太愿意谈相对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我理解，对骄傲而敏感的俄罗斯心灵来讲，那是一种隐忍的痛，因为我看到晶莹的泪光在她碧绿的眼中闪烁，一时间谁也不想说话。咖啡厅里有一个美国黑人女歌手在懒懒的唱着爵士，我想起了90年代在北京我认识的一个俄罗斯留学生，一个叫果沙的男孩，他爱上了一位北京姑娘但那姑娘却不愿嫁给他。果沙曾向我倾诉他的痛苦：“她对我说她热爱俄罗斯的芭蕾，音乐和文学，但她不会嫁给俄罗斯人，她要嫁美国人。”此时此刻，望着钠斯娜亚的泪眼，我再一次体会到了那种俄罗斯人特有的忧伤，那种我们在安娜身上，在牛氓身上，在许多俄罗斯音乐和绘画里都能感受到的高贵而尊严的忧伤，那也是我心里的俄罗斯灵魂。一个男人向我们的桌子走来，看上去有些眼熟。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双手叉进了背心里，用英文问我：“要和伏拉基米尔，列宁同志合影吗？”原来这个男人扮成列宁和游客照相以换取小费。我拒绝了，列宁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曾经给予过俄罗斯人一种理想。而且我知道，当莫斯科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时，是圣彼得堡人平静地接受了他，这个崇敬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城市，也成为了列宁最后的安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