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朝政府在避暑山庄之东、北外围建造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广缘寺12座寺庙，其中除普乐寺、罗汉堂、广安寺、广缘寺以外的8座寺庙因直接由清政府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又居于古北口外，所以俗称“外八庙”。这些寺庙除溥善寺、罗汉堂、广安寺已毁外，其余均风采依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全盛时期（康乾盛世）的产物，它显示了一代王朝的国力，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见证。 

　　这里的每一座庙宇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每一座庙宇都回荡着时代的足音，每一座庙宇都似在向人们叙说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场面…… 

　　当你来到仿新疆伊犁已毁于战火的固尔扎庙修建的安远庙，遥看普渡殿黑色的琉璃瓦顶，可曾想到公元1759年，伊犁河畔的达什达瓦部同胞为逃避战乱，以牺牲4000亲人的生命为代价，抵达热河的东归壮举？可曾想到自此达什达瓦族人便在热河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与当地人民共同经营着这片土地，成为热河牧场的新主人？ 

　　当你来到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驻足于碑亭前，一定会被《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中记录的史实所震撼：公元1771年，原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年仅21岁的渥巴锡率众17万，从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在沙俄的阻截、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中，用10万人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悲壮史诗。 

　　公元1780年盛夏的一天，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历时13个月，为祝贺乾隆皇帝70寿辰，几乎横穿了北半个中国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西，乘坐着御赐的大黄轿，带着上千名随行人员，来到了这里，住进了乾隆皇帝为迎接他的到来，在仅一年时间里仿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建造的须弥福寿之庙。从此六世班禅东行朝觐的壮举被载入史册，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史诗又著新篇。 

　　“…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来觐，仿西藏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普乐寺，则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钜丽之观也。”这些有着如此明确政治目的而建造的寺庙，在我国宗教寺庙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它以浓厚的宗教气氛烘托了鲜明的政治内容，更加形象地见证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进程。